从欧盟遇冷到中国冲锋，氢能产业的路径分野与未来

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宏大叙事中，氢能被寄予厚望。然而，通往氢能时代的道路并非坦途。一边是ING报告直言全球氢能产业仍处于依赖补贴、项目取消频发的“婴儿期”【1】；另一边，中国却在国家战略驱动下，开启了从“示范试点”迈向“规模化应用”的新征程。近期欧盟氢能银行拍卖项目近半数“退赛”的窘境，与中国首批国家级氢能试点全面启动的火热【2】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场“冰”与“火”的考验，深刻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发展路径。

图源：AI生成

顶层统筹vs市场试水

中外氢能发展的根本差异，首先体现在顶层设计逻辑上。中国已明确将氢能列为“未来产业”和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其发展具有强烈的国家战略驱动色彩。2025年底，国家能源局依据《能源法》等上位法，统一遴选出首批“41个项目+9个区域”的试点名单，标志着中国氢能产业正式进入由国家层面统筹规划的“规模化试点”新阶段。其目的不仅是项目落地，更是一场为“十五五”乃至更长远政策探路的“压力测试”，旨在形成可复制的管理模式和标准。这是一种自上而下、系统布局的“新型举国体制”路径。

相比之下，欧盟虽然也设定了宏伟的氢能目标，但其发展更多依赖于市场化的金融工具引导，如欧洲氢能银行（EHB）的补贴拍卖。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财政补贴激发市场活力，但面临项目因经济性、时间表严苛等问题而大规模退出的挑战。这反映了欧盟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、由市场和企业主导的“试水”模式，缺乏强有力的跨成员国统筹协调机制，容易因政策衔接不畅和基础设施滞后而遇冷。

区域协同生态vs单体项目推进

在具体推进模式上，中国正着力构建区域协同的产业生态。首批9个区域试点中，7个都是城市群，如武汉都市圈、苏州-南通-盐城等。这些试点不再追求单点突破，而是明确区域内各城市的分工（如武汉搞研发、黄石制氢储氢），旨在构建“制储输用”全产业链的“区域小循环”，最终实现“全国大循环”。这实质上是将氢能作为新型区域基础设施网络进行一体化规划。

反观欧盟，其发展更多呈现为单体项目“锦标赛”。尽管有统一拍卖平台，但项目高度分散，且因各国政策落地进度不一（如部分国家未及时将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转化为国内法），导致项目难以获得稳定的下游采购协议。中标项目如德国的H2-Hub Lubmin、西班牙的Catalina等，大多是孤立工程，缺乏与区域性输氢网络和终端市场的系统性绑定。当严苛的补贴条件和滞后的基础设施叠加时，项目就变得异常脆弱。

创造需求与全链优化

ING报告指出，全球氢能（尤其是绿氢）发展的核心障碍之一是“需求疲软” ，多数项目找不到稳定买家。对此，中欧采取了不同策略。

中国正在主动“创造需求”并打通全链条。试点项目重点布局“炼油及煤制油气绿色替代”、“氢储能长时长效运行”等场景，旨在将绿氢嵌入现有的能源化工体系，完成“碳代谢置换”。例如，新疆库车的绿氢直供炼化企业，替代传统的天然气制氢。这种模式直接对接了确定性的工业需求。同时，中国正通过布局规模化长距离运输和高密度存储项目，努力破解“生产清洁、输送高碳”的悖论。

欧盟则受困于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循环。欧盟氢能银行要求项目具备可靠的承购协议，但成员国政策延迟和市场观望态度，使得承购协议难以达成。缺乏强制性的需求侧政策或明确的工业脱碳路径，导致绿氢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，项目商业闭环难以形成，最终迫使开发商放弃补贴。

规模化降本vs高成本依赖

成本是氢能商业化的生命线。中国通过超大规模制造和应用来急速拉低成本。在电解槽、燃料电池等核心装备上，中国已实现高度国产化（如燃料电池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85%），并依托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进行规模制造。专家预计，到2030年，中国绿氢成本有望从当前的20-25元/公斤降至10-15元/公斤，在风光富集区甚至可逼近传统灰氢成本。

欧洲虽然技术领先，但其项目规模相对较小，且供应链成本较高。ING报告指出，全球绿氢项目因能源、劳动力和材料价格上涨而持续承压，整个产业链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生存。欧盟氢能银行的补贴旨在填补绿氢与灰氢之间的成本差（“溢价补贴”），但这是一种持续性的财务投入。当补贴条件严苛或项目推进遇阻时，本就脆弱的经济性模型便会崩溃。

从参与者到定义者的可能

展望未来，发展路径的差异可能影响全球氢能产业的规则与格局。

中国凭借其超大规模市场、完整产业链和快速迭代的应用场景，正逐步从“跟跑并跑”转向“并跑领跑”。中国不仅满足于产业规模领先（氢能产消量、绿氢产能、加氢站数量已居世界前列），更在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制定，推动中国的技术规范和应用模式“出海”，旨在成为全球氢能 “技术与生态”的引领者之一 。

欧盟则面临着实现自身2030年绿氢产能目标的巨大压力。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内部协调失灵、加速基础设施建设、激活市场需求，以挽救其雄心勃勃的氢能战略。其路径的成功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将分散的市场力量有效整合，形成统一、连贯的政策与市场合力。

欧盟氢能拍卖的“寒流”与中国氢能试点的“热浪”，并非简单的成败对比，而是揭示了两种基于不同政治经济逻辑的产业培育范式。欧盟模式长于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设计，但受制于联盟内部的碎片化和对短期经济性的过度敏感。中国模式强在战略定力、系统规划和通过规模化快速降本的能力，但需警惕投资效率和技术路线的长期风险。

氢能这场全球竞赛的下半场，注定是国家意志、产业组织能力和市场韧性的综合比拼。中国能否通过这场由国家主导的“规模化实验”，为世界提供一条可借鉴的氢能发展路径，不仅关乎其自身的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，也将深刻影响全球氢经济的未来版图。这场冰与火的交响，远未到终章。